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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周克芹“毕业”

时间:2020-03-27 14:39:13 来源:互联网 阅读:0次

作者:雷达 

  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以其英雄主义和军人天职之壮美,在异军突起、百花竞放的当代文坛争得一片天地,徐怀中、莫言、李存葆、周大新、朱苏进、朱秀海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他们不但改变了新时期之前英雄叙事的某种单一化,禁忌化偏向,而且把笔触伸向历史长河和绿林草莽当中,伸向人性矛盾的深层。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又掀开新的一页,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和柳建伟、石钟山、温亚军等人的小说,各以新的视角重新书写共和国英雄和军人形象,使这些人物更加奇崛化、陌生化,也更加世俗化、人性化,更加靠近“历史本相”和当代人的审美取向。但不管怎样讲,这些人物的背后大都是男性文化视角在起作用,女性形象大多只是配角而已。这使我们不能不沉思军旅文学中的女性写作问题。一方面,在历史上,女性英雄和女性视角本就罕见,另一方面,女性作家涉足军旅题材的也不多,能够数得着的如裘山山、严歌苓、王海鸰、项小米、姜安、庞天舒、马晓丽、王秋燕等,曾做过多种努力,但问题仍然突出;其中一些作家转向其他创作,阔别了军旅文学。最近,在读刘静的《戎装女人》时,我的眼前忽地一亮,这不是一部典型的以女性视角书写的军旅小说吗?

  曾读过刘静的中篇小说《父母爱情》,那生动活泛的语言和细腻有致的情感给我留下深入印象,小说中仿佛模糊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闪动。10余年后,她又将《戎装女人》亮给了我们。从小说选择的题材看,《戎装女人》写的是和平年代里的部队生活,没有雄姿英才的触目惊心,没有危在旦夕的英雄壮举,而是充分展现着一个女大校军官吕师的表面平静内里波涛迭起的心灵生活。

  刘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这部小说仅写了四个月,但故事在我心中已酝酿了很多年。当年我当的就是通讯兵,部队里有很多优秀的女军人,最多是大校级别。搞医的、弄文艺的都有女将军,但通讯兵中没出一个女将军,用山东话说,我是不得劲,当时就有想法塑造一个优秀的女军人形象。这也就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吧。”吕师就是刘静着力塑造的一名优秀的“戎装女人”。吕师出身于军队世家,老军人吕振堂特地给子女们起名叫班、排、连、军、师、团,可见其军人的血性。吕师继承父亲的优秀品格,父亲则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附在了吕师身上。希望梦想成真的,不只她的父亲,还有她的所有亲人。她究竟会走到哪一步?《戎装女人》以从容、睿智的笔墨,将眼光引向了和平年代军队中的女性的内心深处。

  吕师一出场,就已进入了更年期,一个受尊重的仍然美丽的大校军官。问题就出在这“女”字上——她很清楚他人对她的尊重是“性别使然”,她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对性别的忌讳,但她一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类性别的尊重抑或忌讳。她和每一个进入更年期的妇女一样,因为其他人的一点小失误而大发雷霆,乃至拍桌子。但是,虽身为女性,她却很有丈夫气,在关键时刻承当了他人躲闪唯恐不及的责任——主动承认私自回家而意外死亡的郭立业是向自己“请了假”的。给郭立业真正准过假的人却不知所踪。恰恰是吕师这类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伤害他人的性情,使得她在军队这“男人的地盘”上与将军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乃至到了难以保全本身。

  《戎装女人》中处理得比较巧妙的一点是,以女性视角写军队生活,却把叙述者的观点通过男性之口带了出来。政委王恩江对吕师说:“一个女领导干部,对男部下拍桌子,是件很要命的事。”“现在虽说是时期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了,但男同志能拍的桌子,女同志就不能拍。”对这种惯性的男权文化,作者明显是反对的,她先是通过陈昆之口陈说道:“你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倒不是你的能力不够,也不是你的心智不够,而是你的体能跟不上他们,你的脸皮也不如他们经久耐用,这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女人的局限性啊,也是官场对女性的残暴性。你既然走上了仕途这条路,你就要有随时会掉队的思想准备!这是你们这些想当官的女人必须具有的心理素质。”然后,她又通过吕团之口宣布:“对你吕师个人不公平,对你们女性群体也不公平。”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吕师背负着全家的期望在军队打拼了多年,终究还是“掉队”了,其中既有个人的缘由,也有社会心理的潜在缘由。一方面是她与生俱来的无私、胸无城府和孤独,她从根本上拒绝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另一方面则是她与王恩江的所谓“第四者”情感。政委王恩江是个成败参半的人物,他来自农村,却很懂圆滑人心,很能适应部队生活,凡事处理得谨慎周全。他对吕师是坦率真诚的。他和吕师之间的情感很难说得清。他们都会由于看到对方和其他异性在一起而产生醋意,他们却又历来不越雷池一步。吕师内心深处对王恩江又多少有些不满,她会从两个人吃喝的选择上想到王恩江的“落后”。吕师和王恩江就像两条平行线,一直离得很近,却永久不可能相交相融。无论是吕师个人的“悲剧”命运,还是他们情感障碍,都说明一个问题,即在男权文化之下,女性要争得同等和成功却十分不易。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吕师是新世纪文学中一个很是独特的军人形象,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刘静让她在小说中担任了犹如“缝合线”的作用,通过她把中国当代生活的情形剧一幕幕扯了出来:军队与家庭、商业与权利、金钱与亲情……这一切在刘静眼里常常是让亲情战胜金钱,又让亲情让位于一个军人家庭对祖国的爱,颇具理想主义。她让成为一名成功商人的吕团可以出巨资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的侄子看病,而不能容忍自己多年未见的亲哥哥来北京办画展时用一个日本名字。理想主义的刘静回到现实主义后发现,即便是优秀的女性,在这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要成绩一番事业的难言的艰苦,所以,吕师在小说最后只能位居一个极为闲适的职位,何谈实现父亲及全家人的梦想?但她在夜深人静之时又对自己没法替父亲圆将军梦而难以释怀,并归因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这与其说是吕师个人抱负的失落,勿宁说是吕师的英雄梦的破灭。小说以吕师在心中默默呼喊着对父母的爱而结束,使人沉思。

  不仅如此,刘静在这部小说中还写了新一代女性对军旅生活和英雄情结的态度。小说中写到吕师的侄女吕一鸣,还有一年就要从军校毕业,却由于给人做了一次同声翻译当场取得 000元钱而心理失衡退了学。虽然是一个不甚重要的角色,但作家对这1行动却非常在乎。作者似在提问,在和平年代,军旅生活固有的价值就如此地不堪一击?难道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就此会渐渐消失?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一种伟大情结,女娲是中国人母系氏族时期的英雄,伏羲、黄帝等则是父系文化的英雄形象,但我们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文明中,父系文化英雄就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了。虽然我们也常常称母亲是伟大的,但我们几近很少将英雄与母亲联系在一起,相反,父亲则常常是具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的精神存在形态。在强调两性同等的当代,女性作家始终在塑造新女性形象,同时也在反抗男权文化,刘静的《戎装女人》通篇都是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塑造女性英雄形象的一种努力。

  (实习编辑:马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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